广州港集团供稿
早在秦汉时期，广州港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两千多年来，广州港欣欣向荣、生生不息，以悠久的历史和稳定的发展，成为世界古老港口的典范。而埋藏在广州城里的古老码头，正是广州港历经两千多年长盛繁荣的缩影与见证。
坡山古渡
两晋时期，珠江北岸南移到今惠福西路一线，原江中的沙洲、岛屿连成一片，形成了曲折的岸线以及东、西两个半岛，其中，西边的半岛为坡山半岛，上有一座名为坡山的小山岗。坡山南麓突出江边，状如岬角，是一个天然避风良港。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坡山向在江干，称‘坡山古渡头’。”自魏晋乃至隋唐时期，远道而来的蕃舶多在此靠岸。
唐中期开凿了梅岭的大庾岭驿道，使得中原的商人、货物能够更便捷入粤，内陆水运和坡山古渡口的海运联通，令坡山渡头规模越发壮大。当时坡山一带商户接踵、货栈林立，每到夏秋季节，南来北往的商人和翻译便会在渡头处翘首以盼，寻找商机。待到各类奇珍异宝随船入市，琳琅满目地摆满在大街上，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前来采购的人们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极尽忙碌，一片繁华而兴旺的景象。
由于河道的天然淤积，珠江岸线继续南移，坡山古渡很快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如今北京路沿片的长街短巷、市井烟火，皆是一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今惠福西路的五仙观，就是古时的坡山所在，观内有“仙人拇迹”，为天然红砂岩上的一个脚印状的凹穴，因受古时珠江水侵蚀冲击而成，是坡山古渡的遗迹。
扶胥港
每年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在南海神庙周围都是锣鼓喧天，瑞气氤氲，人潮涌动，来自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祈福、观光、游览。“波罗诞”庙会，已延续千年，是广州最大的民间庙会，也是现今全国唯一祭祀海神的活动。这一盛事与一个历经四朝而不衰的古老港口——扶胥港有关。
很早以前，广州港便有了内港和外港之分，内港靠近城区，外港作为大船或海舶停靠和中转的锚地，分布在离城区较远的郊区。古时广州最重要的外港，当属位于今黄埔区庙头村西、南海神庙附近的扶胥港。
从地理位置上看，扶胥处于广州溺谷湾北缘，漏斗湾口，是珠江前后航道和东江的汇合之处，也就是韩愈所称的“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由扶胥往上至广州，河道狭窄，疆内水急潮剧；由扶胥出虎门，则风帆南下，势无所阻。同时，其北边是丘陵山地，能够阻挡冬季风吹袭，南边是市桥台地，对台风有缓冲作用，可谓江海形胜之地。
晋裴渊《广州记》云，“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大明一统志》也记载，“自此（古斗）出海，浩淼无际，东连闽浙，南通岛夷。”可见，在晋代，黄木湾一带已出现了村落，而且已是出海启航的起点。
隋朝，古斗村进一步发展，形成南海镇，成为广州附近的一大城镇。渐渐地，出入港口的使者、商船越来越多，人们祈求海神保护的愿望与日俱增。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在扶胥港设南海神庙，用来祭祀南海神祝融，自此，南海神庙成为扶胥港的标志，庙因港而兴，港因庙而名。
唐朝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唐中叶起就逐步形成“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000公里，途经的国家和地区达110个左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从扶胥港扬帆的中国商船，满载丝绸、瓷器等商品，经常往来于波斯湾地区，甚至远达东非；亚、非各国商人亦纷至沓来，使西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间，风帆如织，海上丝绸之路出现空前的繁荣。
此时，南海镇已更名为扶胥镇，扶胥港成为了广州的外港，是中外海上交通的门户，用以祈求风调雨顺、航路平安、生意顺利的南海神庙自然更加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香火日盛。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南海神被册封为“广利王”，自此始用王侯之礼祭南海神。除官方礼祭外，许多来华的朝贡使、外国商贾和中国海商等出入扶胥港时都会前来祭拜，祈祷一帆风顺，海不扬波，南海神庙因此蜚声中外。
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转向以海路为主，作为海舶靠泊查验与补给点、货物吞吐与集散站的扶胥港也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历史上鼎盛的时期。据记载，到了宋代，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30多个，元代更是达到145个，随着来华贸易国家的增多和贸易范围的扩大，扶胥港对外航路也得到不断扩展，最远可至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尽管在南宋后期和元朝泉州港后来居上，但广州港的地位仍然不遑多让，外港扶胥还是一片热闹景象，依然是“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
得益于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扶胥镇成为南海八大镇之首，商业最为繁盛，税额收入也最多。据元代《大德南海志》记载，仅市务税（主要指盐、酒、商税）一项，扶胥镇一年的收入就达4467贯，仅次于增城一个县的收入，而高于新会、清远、东莞、怀集等县，成为了充实国库的重要财源。
出于对海外贸易利益的关心，宋元两代朝廷都对南海神十分尊崇，不断对其进行加封。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下令，每年立夏日向扶胥港南海神庙致祭。从此至清代，不管是风雨失调还是征战出兵，都要派重臣去南海神庙敬祭南海神。庆祝南海神诞辰的南海神庙会，更是民间集贸易、娱乐和祈祷于一体的活动。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即事》诗中描述了庙会的热闹——“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诗人将扶胥一带比作富饶繁华的古扬州，足见当时庙会舳舻相接、万人空巷的盛况，更反映出扶胥港对外贸易的繁荣。
扶胥港及南海神庙所在，也是当时的一处风景名胜。南海神庙西南有一座山岗，古称“章丘”，三面临水，岗上建有浴日亭，是古代观望海上日出之地。拂晓登亭观日出，一轮红日从海中冉冉升起，天海皆赤，气势磅礴。宋元两代，“扶胥浴日”皆排名羊城八景之首。苏东坡贬惠州时途径广州，观“扶胥浴日”之景，诗兴大发，在此题下一诗，颇为后人所传诵，“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明清时，东江三角洲继续发育，扶胥港前的海滩淤积增长，已不适应港口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广州外港由扶胥内迁到黄埔洲与琵琶洲一带水域，始称黄埔港。兴旺千年的商埠扶胥镇逐渐转为农耕村落，繁华不再，但扶胥港始终是广州对外开放和海上贸易史上一段不可或缺的珍贵记忆。
如今，流连于南海神庙的牌坊碑林、古树名木、长廊大殿之间，我们仍能一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神韵，倾听这里与世界对话的光阴故事。
从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往东3公里，有个古村。走进其中，林立的店铺和叫卖的商贩带来了浓郁的烟火气，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热闹的小村落，也曾和会展中心一样，是广州对外贸易的窗口。这里曾停泊过来自五湖四海的商船，它们载着丝绸、陶瓷和茶叶，把中国商品带向世界，也把华夏文明推广到欧洲、东南亚乃至遥远的非洲大陆。
明清时期，广州外港已迁移到扶胥上游的黄埔洲（今广州海珠区黄埔村）与琵琶洲（今琶洲塔周围）一带水域，它东有长洲岛为屏，水面宽阔，风平浪静，是一个优良港口。其在南宋时已是“海舶所集之地”，明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记载，当时来到广州的远洋商船和来自闽浙的舟楫，多停泊于此。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建造的莲花塔、琶洲塔和赤岗塔，就是当时海舶进港的导航标志。
黄埔港
黄埔古港原名“酱园码头”，位于海珠区琶洲岛的黄埔村。关于“黄埔”一名的由来，有传说称，古时有一对凤凰飞临该地饮水，从此古村五谷丰登，又因人们习惯称珠江岸边的泥滩地段为浦，得名“凤浦”。后来，这里聚居了大量外国人，他们发音不准，于是，“凤浦”就慢慢演变成了“黄埔”。
清朝初年，为了阻断沿海地区与中国台湾抗清势力的联系，清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后，清朝政权趋于稳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解除海禁，并于次年宣布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同时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中粤海关主要管理对西方各国的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宣布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开放的口岸，即“一口通商”。后又规定凡是外国商船进入广州贸易，均需停泊黄埔港，接受检查、缴纳税款后才可以开舱卸货。自此，广州开辟了独揽对外贸易的黄金时期，黄埔古港也因此迎来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刻。
此间，黄埔古港形成了“夷舟蚁泊”的壮阔奇观，自1758年到1837年的80年间，停泊于此的外国商船共计达5107艘，包括三抵广州的瑞典“哥德堡号”，还有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商船。往来广州的商船之多，甚至令英国人威廉·希克都为之惊叹：“珠江上船舶运行穿梭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同，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世界从黄埔古港进入中国，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四海云樯临凤浦，五洲商旅汇神州”，正是对黄埔古港商贸发达、景观繁盛的真实刻画。
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确立后，粤海关极尽显赫，几乎成了大清海关的代名词，其管辖范围除了整个广东沿海，还包括现在的香港、澳门、海南以及广西部分区域，下设置监管机构大小口多达70余处。设立在酱园码头的黄埔挂号口，隶属省城大关（粤海关下辖的7个总口之一），是省城大关最重要的关口，设有税馆、夷务所、报关所和永靖营等管理机构，分别负责征收关税、办理手续、后勤服务和保卫安全。
贸易的繁荣为黄埔挂号口和粤海关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据统计，1758—1837年，粤海关年平均贸易额约为5284万两，为四海关时期年平均贸易额的3.6倍。《中国国际贸易史》中记载，1817年广东进口总值为2348万元，仅黄埔进口总值就达1971万元，占80%以上，可见，黄埔古港是广州对外通商贸易的重要窗口，称得上是当时世界财富的聚集地。
得益于“一口通商”政策，黄埔村发展飞速，从一个小村落发展成为人稠物穰的市镇。由于久处中外商贸文化往来的前沿地带，黄埔村受到了开放先进风气的熏陶，名人能人层出不穷，例如，身兼三国领事的“黄埔先生”胡璇泽、清末著名外交家梁诚、梁洵，与詹天佑齐名的铁路专家胡栋朝、农业专家冯锐、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奠基人梁方仲，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上多有建树。
黄埔古港的繁荣在鸦片战争后戛然而止。广州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被上海取代，淤塞的古港亦难以承担近代大型船只的停泊，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黄埔港”之名仍沿用至今。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黄埔挂号口迁移至东面的长洲岛北岸。民国时期（1937—1938年）在鱼珠码头东侧兴建了“黄埔新埠”，为黄埔老港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对黄埔老港进行了全面的修复，1950年11月开始复港；1973年，又在墩头基开始建设新港区，称为黄埔新港。至此，一个全新的黄埔大港开始出现在珠江东岸。
而今，喧嚣远去，黄埔古港却仍静静地矗立在珠江之滨，它将自己的光辉岁月都刻在了古码头、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刻在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它仿佛一部古老的典籍，讲述着广州“海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记载着千年商都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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