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场突然降临的新冠疫情使航运业这个传统的人力密集型行业收到极大冲击，散货运价下跌、班轮停航加剧、港口和口岸服务效率降低、代理等航运服务产业休克。疫情影响虽然无法避免，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若能利用无纸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数字化转型手段大幅降低航运业的人力依赖，或能转为危机，促进航运业加快线上服务模式探索和数字化转型步伐。
一、面对疫情威胁需要成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新冠疫情充分放大了航运业对数字化需求的紧迫性。航运业务中，除了一些管理、商务工作可以居家远程办公，还有码头、场站、载具、船坞、关检、海事等大量环节需要现场人力操作。这就促使远程会议、移动办公、网上订舱、网上卖船等已有成熟数字化方案的新模式受疫情影响普及率大幅提升，而智慧港口、智能仓库（场站）、智能船舶、智能验船、远程控制、无人驾驶等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的数字化方案，就没法马上在疫情之中得到迅速推进。当然，数字化不仅仅针对单个环节，还需要面向整个航运业务体系。
航运需要成体系的数字化转型。航运业务是串联在面向各产业的全程物流服务链条之上的，数字化需要将整个业务链条转型为线上服务模式，进一步提高航运物流运行效率。即从全局出发体系化、分步骤的运用数字科技实现港口、航运企业、陆运、仓储等环节的资源整合与共享，促进港、航、物、贸一体化、全程化、柔性化发展。
基于区块链的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提单应用场景，被寄予厚望。2月底，致力于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服务供应链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安全、可信数据交换平台——全球航运商业网络（GSBN）向实体化迈出关键一步，中远海运集运、达飞轮船、中远海运港口、赫伯罗特、和记港口、东方海外、青岛港集团、新加坡港务集团、上港集团完成股东协议书签署，无疑为深受疫情影响的航运市场带来一剂强心针。航运业务链条长、涉及角色多、承运货物价值高，业务信息交换跨国、跨政府、跨行业，承运货物的贸易信息涉及各产业供应链的商业机密，被认是最适合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信任、监督、效率问题的产业。面对疫情影响，区块链应用为代表的数字航运是否会进入加速快车道，令人拭目以待。
二、航运区块链正处于标准化窗口期
航运与区块链一结合便迅速发展。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实现难度不高，之所以有广阔的应用潜力，关键在于其特殊的功能特点，即由加密技术、分布式技术、链式数据结构等技术交叉而产生的模式优势。要让区块链技术在航运产业发挥效能，就要找到适合于区块链应用的业务场景，并找与之匹配的应用模式。根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版《全球港航信息化发展报告》的研判，航运区块链技术的成熟周期小于五年，目前正处于港航信息技术成熟度曲线的“期望峰值期”（见图1）。航运区块链的创新促动始于2016年6月，马士基和IBM最早开始尝试将区块链用于跨境供应链实验，随后鹿特丹港、荷兰银行、英国捷敏科技等纷纷进行了区块链在港航物流领域的技术探索和尝试。直到2018年Tradelens和全球航运商业网络（GSBN）成立，标志着航运区块链进入期望峰值期。
图12019年全球港航信息技术成熟度曲线
图2标准化与学术研究、产业应用之间的时间关系模型
航运区块链技术将在两年内完成标准化。如图2所示，一项技术在市场化阶段前，需要经历研究阶段和产业化阶段。处于期望峰值期的航运区块链显然渡过了研究阶段，要实现产业化大规模应用，标准化工作已刻不容缓。2019年4月马士基发起成立的数字集装箱航运协会（DCSA）已经明确提出其目标为“制定共同的数字化信息技术标准”，这也代表着产业界已然吹响了标准制订的号角。航运区块链技术从发展到成熟的周期预计为5年，从2016至2019年3年的阶段被用于了应用研究，据此笔者判断留给业界用于标准化的时间约为2年。即，航运区块链的标准化时间窗口期为2020-2021年，这一结论主要立足于集装箱海运业务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
三、航运区块链规则的主导权重要吗？
既然航运区块链标准化的时间窗口如此紧迫，我国航运业是否有必要抓住这个机遇主导航运区块链规则的制订呢？我认为必要性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将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战略和信息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航运区块链规则将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物流、供应链领域的信息流传递，规则主导者显然比规则追随者具有政策适应期短和合规成本低的显著优势，并关系到我国对外贸易信息安全。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进口国，即货主国，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排名第三的集装箱船队，和全球排名前七的港口，以市场规模和体量优势，理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享有较高的话语权。
（2）将关系到海运强国建设和海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海运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已然不可动摇的今天，传统航运长周期规律失灵，航运业可能面临长期的低运费时代。这就要求海运业必须高质量发展，以智能化、生态化、安全化、高效化来弥补规模经济的瓶颈，国内外航运企业将从运力竞争转变为标准化服务竞争。而这场标准化服务竞争的成败将会受到航运区块链规则的重要影响。
（3）将影响全球海运物流产业链上的利益再分配
假设海运业完成数字化转型，采用高度电子商务模式可以轻松完成国际门到门运输服务。整个全球海运物流产业必然已经实现了信息标准化，所有业务数据流动扁平化，整个产业链运转将由强势的信息中枢掌控。届时，我国航运业在信息平台化阶段的地位和影响力，将直接决定我国航运企业在相关利益链的顶端还是末端，从而影响我国航运产业的整体收益，甚至存亡。
综上，笔者认为航运区块链规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却必须奋力一拼的战役。当前国际上，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字集装箱航运协会（DCSA）以外，国际标准化组织船舶与海洋技术委员会（ISO/TC8）下设的智能航运工作组（WG10）也把发展目标定位在国际航运信息标准化上。而我国虽然有GSBN引领航运区块链应用创新，但在标准化和规则制订领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很有可能错失这一短暂机遇。
四、推进标准化的任务交给企业还是政府？
航运区块链标准化的工作当然要以企业为主推进。无论这项工作承载了多少国家战略利益，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依托企业来完成。企业有三个明显的优势，一是企业对市场需求敏感、反应迅速，二是企业对新技术和模式迭代擅长，三是企业参与产业标准化有利益驱动力。此外，真正有影响力的标准都不是“制订”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制订时风风火火，制订后被束之高阁的标准也不少。只有实际被产业广泛接受并使用的标准才有真正的价值。
航运头部企业理应参与标准化工作。企业参与标准制订除了体现其行业权威性、提升影响力、提升竞争力等优点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有效地规避竞争，淘汰不符合标准的企业，提高竞争门槛。因此，能够参与标准制订的企业，本身就应该是该领域和该行业的头部企业，而参与标准化是这个头部企业巩固其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并成为其在国内、国际市场攻城掠地的强大武器。
要形成中资港航企业的合力，而非各自为政。哪家企业更适合领导这场标准化战役呢？是手握运力资源的中远海运集团和招商轮船，还是掌握多维度信息资源和口岸内公信力的各港口集团或招商港口，亦或是从广义航运角度将铁路、空港、航空、陆港等企业也动员起来。若要最终实现面向“门到门”的全程国际物流服务，并建立基于区块链的集装箱多式联运无纸化模式，就需要具备货主、承运企业、仓储资源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外运（招商局物流）似乎有更强的跨界资源整合能力和物流经验；此外，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在标准化和平台化方面有充分的经验，在航运区块链标准化工作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综上可见，我国要依靠企业来角逐航运区块链标准化竞赛，不能单一依靠某个企业，而需要探索多个企业合作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借鉴中航信的发展经验。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航运头部企业责无旁贷。就像1982年IBM成为个人电脑霸主时推出PC兼容机标准，就像1994年索尼联合飞利浦率先推出DVD技术标准一样，就像2005年诺基亚在成为手机业霸主时成立“塞班联盟”推出智能手机行业标准一样。我国航运企业已经站在全球航运产业的头部，就必然要面临这一时代挑战。虽然，塞班联盟最终没能拯救诺基亚，但是索尼因为及时推出技术标准最后经过博弈与东芝公司推出的另一标准达成了相互妥协，并为索尼在蓝光技术标准时代的彻底超越奠定了基础。同理，我国拥有全球前三班轮船队、全球领先的油运船队、全球前七大港口的优势，这些企业如果不参与标准化竞争就意味着放弃了下一轮竞争中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尚有一线生机。
五、数字化中政府发挥什么作用？
我国政府对航运物流领域的数字化、标准化工作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家大数据战略、交通强国战略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中曾多次强调依托大数据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促进物流降本增效。当前，我国已有多个政府部门开始了围绕国际航运物流的信息平台建设和标准化方面的论证和建设工作。首先，交通运输部早在2013年就启动了“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2019年发布了《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5年）》和《智能航运发展指导意见》，并于2020年启动了“基于区块链的全球航运服务网络”研究与应用；其次，国家发改委近期也在积极推动“国家物流枢纽”规划与建设，并指导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起成立了“国家物流枢纽联盟”，明确提出了行业标准研究与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目标；此外，国务院国资委也于2019年开展了“物流大数据平台”课题研究。相信在国务院统筹领导和各部委的相互配合下，航运区块链的标准化工作可以得到国家科学、合理、积极的支持。
“企业为主、政府助攻”，政府不仅要参与，而且责任重大。在标准化战略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支持、引导、辅助作用。政府要处理好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多部门协同助力企业去角逐航运区块链规则的主导权。这里笔者提出一些建议供参考：
首先，政府不能预设唯一胜出者，而是应该鼓励各种与目标达成相关的企业创新实践，也不要过于看重项目规模的体量大小。一方面，可以尝试建立重点项目和试点项目；另一方面，也通过公开激励制度发挥行业创新活力，一视同仁的为创新企业提供高新技术、人才激励、产品鉴定、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便利；
其次，政府部门之间要实现跨部门协同，推进顶层设计，形成跨交通、商务、口岸、外管、国资等多部门的支持合力，并积极推进有利于国资背景企业之间、国资企业与民营创新平台之间形成良好合作机制的实践；
再次，政府部门要勇于承担风险责任，在承认电子凭证与纸质原件有同等效力、采信电子证据、优化口岸服务流程、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等问题上敢于突破，积极承认和保障航运区块链相关创新项目的合法性；
第四，政府要鼓励和引导航运产业的数字化、线上化转型，鼓励和培养一批具有代表性航运物流电子商务企业，推动相关政府部门的电子政务升级和大数据治理创新，支持港航企业智能化创新和联盟化合作；
最后，政府应当从战略角度考虑发起成立国际组织。航运区块链标准应用必然是国际化的，因此需要一个组织来推广标准的制订和应用，与DCSA和ISO/TC8- WG10进行国际层面的竞争。建议参考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方式，以几个主要国家牵头签署协定的方式，成立“国际航运数字化合作组织”，并积极主导该组织树立国际影响力，然后再找机会与联合国或其下设的国际海事组织（IMO）整合或合作。
六、航运区块链应用的战略突破口
航运区块链应用的蓝图是宏大的，但要取得竞争优势需要选好切入点，步步为营。从长远来看，航运区块链应用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跨车、船、飞机承运人，跨港口、场站、仓库物流商，跨交通、口岸、外管政府部门的，提供门到门多式联运服务的信息平台。这个平台不仅能有效提升航运物流业的信息交换效率和业务协同能力，更能优化整个产业的业务流程，提升物流服务水平，降低物流企业的经营成本，更能够提供包括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大数据应用、资产共享等在内的更多增值服务和创新价值。
但是，在初期就全面出击、大展拳脚是不可取的。而是应当将国际航运市场细分，从“点”到“线”、再到“面”，逐步推进。这种市场细分可以从制造产业细分、口岸腹地细分、进出口业务细分等多个角度进行。例如，从一些供应链管理能力要求较高的细分制造业应用场景入手，建立适合该供应链的标准化方案；又如，由个别口岸的试点逐渐推广，比如从长三角逐渐覆盖长江流域。
图3区块链技术与产业结合的模式演变
能够在某个细分航运市场取得成功，就已满足最低战略需求。事实上，区块链的应用发展最终可能是多个解决方案和标准相互妥协的产物。如图3所示，在区块链技术诞生之初，是通过所有参与节点共同保存数据的冗余机制，改变了过去以服务器为中心、客户端为周边的中心化模式，形成了每个参与者在信息网络中的地位对等、相互制约的去中心化模式；但是在非虚拟货币类应用场景下，因为没有了“挖矿”等奖励机制，很难要求每个参与者都对等的投入大量IT资源，这就使人们发现区块链技术与具体产业结合时，需要放弃完全的信息冗余和完全的对等投票机制，采用更加灵活的多中心联盟链模式；当前，航运区块链领域的绝大部分实践都是以船公司、港口公司、政府部门等为核心节点，建立多中心联盟链，而让货代、物流、船代、经纪人等公司作为弱节点使用联盟链的服务。笔者认为，将来航运区块链领域最终可能出现图3最右边所示的多链条应用模式。即从技术角度来说，是多个联盟链之间建立标准转换和互信机制来确保业务流转；从商业角度来说，就是多个航运区块链规则之间因为势均力敌而最终妥协的产物。可见关键不在于做一个大而全的航运区块链应用，而应该是在特定细分市场取得局部技术优势，拿到未来规则博弈的筹码。
进口业务或为近期内最有可能形成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笔者认为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试点成为全球首个承认区块链电子提单合法性的区域，利用中国强大的进口市场优先在集装箱进口业务中确立中国标准将是一个绝佳的战略突破口。其实现路径可以是：集成多家国内港航企业优质资源，参考中航信模式在沪实体化落地航运区块链运营平台，运营海运电子提单新模式，要求2020年起进口博览会上形成的进口采购运输一律使用电子提单，并在上海首先推出针对电子提单的金融和法律配套服务，随后借助自贸区政策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向全国其它自贸区推广。
标准的推广实质上是用户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一个标准的接受度，和它的用途是紧密挂钩的，如果货主企业可以用电子证书顺利的完成通关手续，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当然会使用这种新方案。而政府若勇承担、敢做为，进口业务的模式和流程突破完全在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加上我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的市场规模，一定可以让一部分国际企业和政府率先接受我们制订的规则和解决方案。
七、打造航运区块链标准影响力的关键
航运区块链标准突破关键在人，如何发挥关键人才的能动性至关重要。一方面，设立国际性组织，形成中方主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看国家实力外，更要靠学术水平，若我国能在航运区块链、航运数字化、智能航运领域多培养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对取得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航运头部企业固然是航运区块链标准化的主力，但再大的项目也需要有适合的人员和团队去落实，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数量并不多，对这些数字航运的创新人才，应当给予在岗创业、职称评定和岗位晋升方面的优待政策，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解决其个人发展的后顾之忧。
最终决定航运区块链标准影响力的始终是货主。想要构建“门到门”的全程国际多式联运区块链解决方案，最终与这个方案平台必然要直接对接货主企业的信息系统，包括贸易商的采购系统、制造商的ERP系统、贸易平台的物流方案接口等。因此，本质上来说被货主企业真正接受的标准和规则才是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近期我国在航运区块链应用领域有一项最新成果，就是特斯拉在上海建立的超级工厂，在上港集团和中远海集运的技术支持下，通过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极大提升了生产效能，压缩了生产成本。这一鼓舞人心的案例不仅说明了技术标准本身要以解决货主企业的实际需求为根本，同时也印证了本文提出的从细分制造业和部分口岸的具体案例入手后，未来才有可能沿着制造业领域推广，或者按照口岸复制推广，最终才有可能实现全面普及的发展路径。
八、结语
航运业的本质属性是服务业，服务业的竞争本来应该立足于用户体验和精细化管理。但非常遗憾，长期以来航运业过多的将竞争的注意力放在了运价之上，忽略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的提升。笔者认为，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需要有行业公认的服务标准来度量，这样才能让货主在托运时除了价格以外还可以综合考虑服务质量方面的因素。
在这次疫情的倒逼之下，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航运业正在掀起的就是一场“标准化”革命，不论航运产业与区块链技术结合的进度如何，这场标准化革命早已拉开序幕，且必然带来整个产业的颠覆性变革。2月3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六部委发布《关于大力推进海运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推广应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也表达了我国政府对航运数字化转型的坚定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