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陷入经贸摩擦，这将给它们自身以及全球带来什么影响?整个国际舆论场都投入到了这场大讨论中。相比于美国这一老牌西方工业国家，代表着新兴力量的中国崛起的时间不算长。一些美国人认为，如果美中进入长期博弈，中国经济有可能被“打垮”。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与韧性又在哪里?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两名学者。一位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另一位是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欧洲业务前副总裁、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托斯登·耶里尼克。
美方新一轮关税措施对中国今年GDP增速的影响不会超过0.2%
环球时报：从6月15日开始，华盛顿将正式针对进入美国的部分中国商品提高关税，从加征10%提升至25%。这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哪些直接影响?
李稻葵：最大的影响主要在心理和信心层面，即一些投资者信心不足，把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波折和国内的部分经济问题混在一起。但具体到实体经济领域，我认为影响相对有限。因为去年许多中国实体出口企业已有所准备，加快了出口速度，所以今年中国出口数据下降，其实反映的是去年提前“抢”出口的结果。
短期来看，今年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情况可能会继续低迷。但从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已明显下降，目前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只有15%至17%，比2007年下降一半以上。至于对美出口，现在只占GDP3%左右，所以美国新加征的关税短期内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太明显的影响。美方新加征关税的落地对中国今年GDP增速的影响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
从中长期来看，美方的这一关税措施反而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继续加速调整，产业重新布局速度加快，比如一些出口型的企业把市场转向国内，或将一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越南等周边国家。
环球时报：中美经贸摩擦中，生产线大规模离开中国是人们最担心的后果之一。您怎么看待这种可能性?
李稻葵：今天中国产能转向周边绝对不会像当年美国产能转移到中国这样彻底，因为中国自身拥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走不掉的市场。在纺织品、汽车、家电等领域，几乎都占到全球市场1/3左右。这么大的市场无法仅通过境外加工企业来满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产企业多年来已在国内形成了完整的配套体系。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从一颗螺丝钉到关键零部件，都有完整的生产体系，单一企业很难离开这个体系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
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加工、组装环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国，并从那里出厂后直接出口到美国，但大部分具有附加值的环节依旧在中国。所以，中国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不会出现，但中国产业链随着贸易战的加剧离美国市场越来越远的情况却有可能发生。
未来三到五年是中国经济关键中的关键
环球时报：如果中美真的进入长期经贸摩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是否会出现什么变化?
李稻葵：最大的变化是让中国彻底意识到，产业升级从此应当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进行了。以前我们会希望通过购买技术、并购企业等措施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但现在看来这条路已经走不通，尤其是一些关键技术不得不依靠自身了。美国今天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明天就可能在一些技术问题上设置壁垒，后天又有可能因为伊朗等国际问题对我们实施制裁，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自我升级，加快调整和创新。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中国将更加意识到“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性。我们的产能和投资将更多流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尤其是中东、东南亚等具有广阔市场的地方。
环球时报：从中国自身来看，您认为创新是否已构成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什么时候创新产能的增长能填补传统产业增速降低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李稻葵：中国的产业链条正处在提升阶段，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已拥有大量科技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产品和设备正在逐步替代日韩和欧洲的产品。中美贸易战可能会为这一进程带来一两年的“阵痛期”，比如面临一些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禁运。但从长期来看，它将倒逼国产核心设备与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依然不得不面对淘汰、转型和升级的压力。
可以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新陈代谢”的转型期，而这也是中国经济当下的“痛点”。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新产能带来的增长可以填补旧产能削减带来的缺口。因为一是那时我们的内需市场更加丰满，二是我们的产业链条分布更加合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进一步降低，三是如果干好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届时将大幅度上升。所以，未来三到五年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一定要做到三个“加快”，即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内市场的培育。
外企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受两种作用力影响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投资营商环境?未来数年内，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对外资以及外企的吸引力?
李稻葵：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比之前有极大改善，主要体现在政府更加公开透明，许多程序和事情也更加简单和便利。此外，考量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国家政府能否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比如，政府能否帮助协调企业主和工人的矛盾?当企业遇到征地难等问题时，政府能否有效平衡各方诉求?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之一。
不过，营商环境的改善未必意味着对外资吸引力一定上升。目前外企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同时受两种作用力的影响：一是中国对外资政策的放宽，这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企业自身实力的上升，这导致外企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比如中国的车企吉利发展起来了，大众和丰田的日子就没有以前好过了;格力起来了，松下和日立的空调就卖得没那么好了。中国企业的崛起导致外资企业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下降，这不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过错，而是一种自然的市场趋势，只是很多外企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环球时报：您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中国的增长是否是可持续的，是否有足够的韧性?
李稻葵：从中长期看，中国的增长依然有巨大潜力。我认为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6.5%到7%的GDP增速。第一，中国不缺少资本储蓄，储蓄可以通过投资转换成资本。第二，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提高，中国每年有约8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很多是学习工程和技术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他们将会在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第三，中国目前有约14亿人口，但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只有4亿，还有10亿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事实上，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也在持续增长，若干年后，它们也会转换成消费。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具备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要素，只是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来释放所有这些发展动力。
达沃斯论坛欧洲业务前副总裁耶里尼克：中国的发展让西方变得更加富有
环球时报：您认为，如果中美短期内无法达成贸易协议，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耶里尼克：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已在经历变化，这与贸易紧张无关。从强调增长速度到更关注发展质量，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些结构性调整，对中国来说是有利且有必要的。虽然这一过程必然会产生一些代价，但我认为中国需要这种“升级”。
考虑到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量，中国经济当然会受到一定冲击。一些美国公司可能会把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这将在中期时间内对中国的GDP造成影响。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这种情况下的机遇：为降低未来的风险，中国已开始寻找不同的市场，比如非洲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该地区和中国在人口统计上的匹配度很高，年轻人比例高，人均收入相对较低，而中国正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并有向非洲提供基础设施的巨大能力。在这一层面上，“一带一路”合作将对中国经济提供相当积极的帮助，它不仅提高了贸易质量，也让中国可以拥有更加一体化的供应链。
环球时报：您如何预测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前景?
耶里尼克：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经济发展有三个阶段，依次是依赖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投入和自然资源开发的要素驱动型经济、效率驱动型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创新型经济体，而中国是一个正在跃入创新型驱动的效率驱动型经济体。
由于效率驱动的收益正在递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对创新的需求很旺盛，并出台一系列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我认为，这些政策具有很强的合理性。西方有人批评这是一套保护主义政策，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有约14亿人口，某些技术不能只依赖市场调节。事实上，西方在金融危机后也得出了类似教训——需要对金融市场监管并设定限制。但当这些认为应给金融市场设定限制的西方人谈到中国时，他们却突然说，中国必须立即百分之百开放，这明显是自相矛盾。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投资营商环境?
耶里尼克：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紧张，但中国的贸易仍在增长。事实上，中国正在对更多企业开放，它对欧洲企业的开放可能比对美企的开放要多些。
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欧洲商会一直在搜集企业界对中国市场的关切，并与中方讨论建立更加保障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西方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富有。中国也是一样，这种双赢的局面应该持续下去。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欧经贸关系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耶里尼克：我认为中欧之间最紧迫的问题其实是中美经贸摩擦，这将影响欧洲的投资决策。另外欧洲应该更加明确自己到底想和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并与中国保持对话与沟通。不仅是靠单个国家维系和中国的双边渠道，也要通过代表欧盟整体的机构来对话。沟通之后必须有实际行动。现在，欧洲和中国都有责任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
